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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5日

那些年 那个地 那些人 那些事

本文字数:1767

◆王宏明

 

十二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百乐门前,朝南看这条街道的时候,很为惊奇——居然有这样的街道。

在我的眼前,左眼是上个世纪,右眼是当下。

大街的东侧,是老民居,低矮、破旧;大街的西侧,是林立的商品房,高大、气派,从百乐门开始向南依次延伸。

更为奇特的是,左边的道路低矮,右边的道路高起二三十公分。中间是各种姿态站立的法国梧桐树。

沿街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针线农具店、柴米油盐店、四季服装店、钟表维修店、拔牙点痣铺、中介算卦铺、烧饼脆饼铺、鱼汤面条铺、电器厨具铺……凡是居家过日子需要的,你能想到的,这里全有。在这里,你能看到传统农耕文明的留传,你能看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品。老百姓进城,从南街逛到北街,就算走完了整个姜堰城。

这真是一条怪街。

那时的我,住在街的北头靠近北园菜场的地方。

一个叫乐群旅社的小旅馆,坐落在临街尽头的一边。

穿过弄堂,向左拐进,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房子是半截砖墙,中间有木头柱子支撑,上半截是黄得发黑的松木板山墙,隔音效果真不怎样。

旅社的老板娘,因为近邻,很熟识,我们管她叫才珍大姐。

旅馆的客人不是很多,基本都是熟客,记得有两个是山西的,经常从山里运来一些山货之类的在北街上贩卖,因此就常住旅馆,并在旅馆代伙。

夏天傍晚,才珍大姐早早做好晚饭,山西客人也早早收摊,然后从店里打一盆水,放在门口的石墩上,慢悠悠地洗脸。完了后搬出一方小桌子,几张小凳子,放到路中间的梧桐树下,这时才珍大姐出现了,端上一碟子油炸花生米,一碟子煮青豆或者蚕豆,一碟子从北边洋桥口买来的大煮豆腐干,再来一盘子猪头肉,有时候是姜堰老鹅。

大家围坐在小桌子边,山西客不喝杏花村,就爱喝姜堰老酒,用大塑料酒桶打的,直接满上一碗,咂一口,话匣子就打开了。那时候最爱听的就是山西客讲山里的故事:用天网捕麻雀,网张开了,麻雀一飞来就缠上了。冬天进山捕野猪,在雪地里寻着脚印找……说到精彩处,故意停下,得意地左右望望,然后又咂一口老酒,抿抿嘴,摇摇蒲扇。这让在一旁听得入神的小孩子不依了,拉起山西客的膀子,催促道:“快讲快讲,喝什么酒啊!”引得周围一阵哄笑。

有时候也谈白天的生意,怎么讲价,怎么交接,发发牢骚,说说笑话,不知不觉月亮就爬上了树头。

才珍大姐麻利地收拾桌子,男人们让到一边,吆喝着到哪家去打“八十分”,到哪儿去打几圈麻将,要么就回家拿衣服,换上拖鞋,然后叼起一根香烟,哼着小曲,走进隔壁——白玉池。

姜堰街上的老浴室,白玉池是大名鼎鼎了。

老顾客们都是办月票的,一张硬纸片上,三十天,每用一次,就用圆珠笔划去一格。然后男人们便摇着膀子,走进换衣间。

里面是一溜边的通铺。一进门,立刻就四下里吆喝起来:

“啊呀,老蒋都上来啦!”

“哟,三少,来,弄个烟!”

“今晚喝了几两的?怎不喊我的!”

……

气氛立刻被点燃,眯着眼养神的,神聊的,玩牌的,喝茶的,打毛巾把子的,立刻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进来的几位,彼此几声寒暄,然后便继续原先的状态。

几个服务的,来回穿梭,泡茶、送毛巾把子、整理被单枕席、清除地面水渍,忙个不停。一会这边招呼来了:

“鸭小,给添个茶!”

“好呐——!”悠长的回应声中,那个叫“鸭小”的立刻拎着一只长柄古铜茶壶,水壶离水杯还有一臂距离,水已经给接上了。

“这是刚烧的开水,保准您喝了热汗直冒!”

“那感情好!”轻轻啜饮一口,“赞呐!”

被念成第三声的“赞”字,让这么一个特定的场合里的人们脱去了白天穿在外面的重重身份后的那份自在悠闲,变得更加悠远绵长。乃至到了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站在百乐门门前的大街上,朝南看的时候,依然清晰可辨,只是这一次,再也见不着梧桐树、小方桌和山西客,还有白玉池低矮的门面和来往穿行的浴客了。

喧嚣人群中,我走进街区,试图抚摸岁月的痕迹,一切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实验小学的西门,是文化街区的拐角,是平整一新的马路,就连路西沿街店铺门楼的招牌,也统一了样式。过往的一切近在咫尺,却又恍如隔世。

走过东岳庙、王氏宗祠、义茶亭,登上曲江楼,再回首,北望。重新打造的文化街区已然成型,修旧如旧的模式让历史的印痕在岁月流逝中依稀可见,心中略有几许庆幸。

我不得不承认,一切变化是那么必然和必须,消逝与新生,往前走与回头看,人类就在纠结与矛盾中摸索前行。这一过程中所留下的,有不舍、有怀念、有遗憾。而后者,正如韩少功所言,遗憾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